亨利·詹金斯(Henry Jenkins)出生于1958年，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媒介研究、文化研究学者之一，以其粉丝文化和媒体融合研究为中国读者熟知。詹金斯如今任教于南加州大学，同时受聘于传播新闻学院和电影艺术学院，为该校教务长任命的杰出跨学科教授(Provost Professor)。此前，他曾长期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比较传媒研究项目主任。詹金斯至今撰写、编辑了二十余本涉及媒体和流行文化各个方面的著作。

　　去年，在上海讲学期间，詹金斯接受了《上海书评》的专访。访谈侧重詹金斯本人的喜剧电影研究，兼及他对美国和中国的电影、电视剧、漫画行业现状，以及类型影视研究方法的看法。

　　您是大卫·波德维尔(David Bordwell)和约翰·菲斯克(John Fiske)的学生。他们在学术上对您有什么影响?菲斯克曾受教于雷蒙德·威廉斯(Raymond Williams)，能谈谈您的学术工作与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吗?

　　亨利·詹金斯：他们两位对我都有重要的影响。菲斯克的影响可能是最明显、最广为人知的。我读研究生时就是一个在粉圈(fandom)世界浸淫了多年的粉丝，当时我发现涉及观众观影(spectatorship)的学术研究非常有限，人们对观影所下的论断令我十分沮丧。这些理论里基本没有任何行动(agency)的观念。我硕士第二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爱荷华大学学习，在那里遇到了约翰·菲斯克。我们一见如故，他让我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，也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方式。可以说，英国文化研究是我做学问，尤其是粉丝文化(fandom)研究的基础。菲斯克让我意识到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思考方式，某种程度上，他帮助我确定了更有效地写出我之所见所需要的理论工具，从而为我既有的世界观赋能。粉丝文化研究当然还有别的源头，康斯坦丝·彭利(Constance Penley)的著作受到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影响，卡米尔·培根-史密斯(Camille Bacon-Smith)的著作受到民俗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的影响，而我则承自菲斯克。他的积极受众(active audiences)理论一直在寻找一个对象，粉丝文化就是那个对象。